鹿林  《胎息图》  1986年  丙烯

　　毫无疑问，中国原有的关于职业的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中国艺术家以及一切在单位里工作的社会成员的固定精神状态，在80年代受到了最强有力的挑战。商品经济和个体经营的短时间内的成功使人们意识到，在脱离固定的单位体制状态下，个人的努力也许更能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对于作为个体的盲流艺术家来说，追求内心生活的无拘无束是自不待言的事。但是，这种追求的目的的达到，似乎又必须与他们的生活基本条件相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外国的购画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对于这一点，也有盲流艺术家表示了相当的反感。艺术家张念这样毫不留情地写道：

　　……为了生活，现代艺术家可怜巴巴的（原文如此——引者）盯着洋人的钱包，他们的爱好成了现代青年艺术家活下去的源泉，这比妓女卖淫还恶心。

　　不过，盲流艺术家温普林（1957— ）在他那篇原拟发表于《画家》的阐释盲流艺术家的长文里这样写到：

　　我想盲流的这个传统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了，这就是“随便”。而这个随便的思想基础是“自我”的观念——自我感觉的舒服和自我的不压抑。其实，这也是人文主义者之流的老传统了。从西洋文艺复兴时杰出的盲流艺术家们，如达•芬奇、卡拉瓦乔之流再到西班牙味道的、潇洒的盲流戈雅之类，一直再扩展至现代风味的盲流高更、波洛克。哪一代盲流不随便，随便地把握着人生的历程……

　　毫无疑问，盲流艺术家“随便”的“艺术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艺术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些盲流艺术家们所采取的生活方式，使中国的艺术家看到了他们模糊的未来——不管他或她是否彻底放弃自己的固定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与福利，他们都将发现自己的艺术生涯又多了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