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陵  《无意义的选择之一》  1986年  纸本水墨  180×200cm

　　无论如何，圆明园艺术村的艺术家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反体制的神话。在整个90年代，圆明园艺术家以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规律的生活和没有明确计划的聚会，以大量的酒精和性欲向循规蹈矩的世人展示了一种具有魅力的艺术家生活风格。圆明园艺术家强调非理性生活的重要性，强调感情对艺术的至高无上的影响，强调艺术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在这些追求当中，批评家们发现了他们对既定体制的反抗心态。栗宪庭说：“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它是积极的，是从一种社会生活的框架上对官方进行反抗，不管追求什么，自有它的意义、有破坏性，这个社会还是需要破坏性的东西的——比较有意识的破坏。” 

　　其实，这时的圆明园艺术家的“破坏”没有明确的社会针对性。与80年代的“星星”艺术家不同，他们缺乏政治目标和最初的正义立场，同时，这个阶段的中国现实已经不需要那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浪漫主义姿态的重复表演；他们不是浪漫主义的狂热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性的价值标准和明确的艺术信念；他们没有表现出对逻辑和科学精神的注意，因为他们仅仅对处于理性边界的无意识状态感兴趣。圆明园艺术家王秋人（1966— ）在1992年12月写了一篇《圆明园艺术村自由艺术家宣言》，他在陈述圆明园艺术家的精神指向时这样说到：“我们要回到生活的本来状态中去，恢复真实的人生和人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大多数圆明园艺术家对“生活的本来状态”并没有给予认真思考。这个“本来状态”几乎是一个具有巫术色彩的“他者”，没有人见过，也没有人真正信仰过。一旦生活现实的状态发生改变，特别是物质生活条件发生改变，他们就不会去关注那个由于金钱的短缺导致的饥饿的“本来状态”。换句话说，圆明园的艺术家们并没有把他们的这种波希米亚人式的生存状态当作终极。因此，尽管许多圆明园的艺术家对清贫、自由的生活津津乐道，可是一旦他们拥有了金钱与名誉，便不再重复过去。

　　1993年，艺术家们纷纷开始考虑调整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很快，通县的“宋庄”替代“圆明园艺术村”成为90年代艺术家的聚集场所，当市场经济给予充分的条件时，艺术家的聚集地在规模、功能以及性质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方力钧、刘炜（1965— ）、张惠平、王强、高惠君（1966— ）和岳敏君于1994年初最早到了宋庄，之后，圆明园的其他艺术家如杨少斌、邵振鹏、王秋人等艺术家也纷纷转移到了宋庄，这个与北京不远的农村成为艺术家新的聚集地，并在新的世纪里构成了一个在性质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景观。

【编辑：海英】